本刊记者陈向国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0月下旬宣布，《巴黎协定》于11月4日正式生效！须知，《巴黎协定》的生效需要得到196个缔约方中至少55个国家及地区的批准，温室气体排放量之和需占全球排放量的55%以上两个条件达成之后才能生效——到10月下旬，已有74个国家正式批准了《巴黎协定》，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58.82%。《巴黎协定》事关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安排，它的生效将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一步，同时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新阶段。《巴黎协定》核心内容就是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减排的措施无非就是减少化石能源的应用、发展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和治理污染。这意味着世界能源领域的博弈被放置在了已经确定的低碳语境之内。

    如今：半江瑟瑟半江红

    虽然低碳语境已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认可，但反对之声并不缺乏。菲律宾就是一例。据《菲律宾星报》10月24日报道，10月23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再次抨击西方国家强行设定碳排放限额，说这一限额会放慢菲律宾的工业化进程，菲律宾不会执行《巴黎协定》，而是将根据菲律宾民众的需要来发展国家。杜特尔特说：“发达国家想让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变慢，但是我与他们意见相左。我不同意他们的方案，因为这不公平。我说，你们发达国家使用碳的时间最长，现在菲律宾想像你们一样，你们就加以阻止？这很愚蠢。”杜特尔特称，限制菲律宾的工业化会阻碍其发展，进而影响菲律宾民众的生活。他说：“我是拒绝让步的总统之一。我会根据菲律宾民众需要发展国家。菲律宾人口增多，所以我们要使用机械。如果发达国家阻止我这样做，那我怎么养活本国的同胞呢？”

    杜特尔特上述表态有三层含义：一是目前菲律宾工业化进程还没有完成，还需要大量消费传统化石能源；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历史排放量巨大，而菲律宾历史排放量少，不应强行执行排放限额；三是在菲律宾可再生能源发展刚刚起步，难以对能源供给发挥作用，使用化石能源是现实的选择。据悉，菲律宾电力供应紧张，“电荒”经常发生。菲律宾的国情与绝大多数不发达、欠发达、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似。现实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196个缔约方还有122个国家或地区没有批准《巴黎协定》，尽管目前已批准国家总的排放量已经接近60%，再加上正在走批准程序有望在今年年底批准《巴黎协定》的俄罗斯（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7.5%）和日本（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3.8%），总排放量占比将提高到不低于70%，但仍有不小的化石能源排放无法在《巴黎协定》框架内得到解决。这意味着传统能源的博弈即使在低碳语境已经确定的情况下依然会延续。还有，即便批准了《巴黎协定》，由于各国政策、技术路线等的不同也会导致博弈的延续。以日本为例。日本希图通过CCS项目，实施回收并储存二氧化碳。据悉，目前日本正进行实证。该实证项目的实施时间间是2016年至2020年。目标是通过此次实证业务，运用东芝在该发电站内的中试设备等培育的技术及经验，在2020年度之前使CCS技术投入实用，从而实现其以回收储存二氧化碳的技术路线，这一路线一旦成功，将使火电可以继续。这与弃煤减排殊途但同归——博弈也会因此而继续。而这可能是日本尚未签署协定的真正原因。

    应该说，在《巴黎协定》框架下的能源博弈处在深水区，或者尚未浮出水面——现在只是承诺期，真到了执行期才是“出水才见两脚泥”；而如今，为了石油市场占有、利润的争夺而展开的博弈正处于白热化。据《第一财经日报》9月30日报道，时隔八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再度达成限产协议，目标为每日3250万~3300万桶（较今年8月水平减少0.6%~2.1%）。这个以内部博弈、争夺市场份额著称的组织再度震惊全球，美油一度暴涨6%。实际上，限产存在若干不确定因素，从过往经验看，限产容易流产。因为即便按照限产上限每天3300万桶来计算，欧佩克需要在现有产量基础上每天削减150万桶。考虑到利比亚和尼日利亚的复产，预计沙特和伊拉克这两产油巨头每天至少要削减200万桶才能实现产量上限，但这很难实现。因为这次限产协议是在沙特、伊朗让步的情况下达成的：沙特承诺愿意每日减产50万桶。据悉，沙特8月原油产量是每天1063万桶，每天削减50万桶还是能够接受的，但要与伊拉克分担每天200万桶的减产量，几乎是一件不太可能实现的事。从欧佩克过往历史来看，绝大多数时候的实际产量均超上限，最高甚至每天高出400万桶。伊拉克是怎样的态度？伊拉克政府10月25日向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官员表示，只要被允许将原油产量保持在现有水平，该国就愿意配合OPEC的限产行动。此前的10月23日伊拉克石油部长卢艾比曾表示，伊拉克应得到OPEC原油限产协议的豁免，因该国需要收入来打伊斯兰国战争。伊拉克作为沙特之后OPEC第二大产油国，近期表达出了希望像伊朗、尼日利亚和利比亚一行的豁免需求，认为1980年代以来的战火让伊拉克的市场份额受到损害。据悉，目前伊拉克的原油产量略高于OPEC的统计数据。伊拉克官方公布数据显示，该国9月原油产量为477.4万桶/日，预计将于10月继续攀升。

    石油限产以维护市场价格为目的达到利润最大化，但产油国国情、产油成本等的差异导致在市场战略上难以协调而动。而石油价格的高低对能源博弈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石油价高，势必驱使资本向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力，从而促进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并使其成本随着技术的进步、市场的扩大而降低，最终使其获得竞争优势，这也正是《巴黎协定》产生的目的；相反，如果石油价格一直低廉先去，那么，唯利是图的资本，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投资清洁能源或是可再生能源，而这是确定低碳语境的《巴黎协定》所不愿看到的。综上所述，虽然低碳语境已经确定，但化石能源与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博弈还会持续下去，正所谓“半江瑟瑟半江红”。

    天然气是当前博弈的重点

    天然气是清洁的一次能源，在低碳语境下它将成为工业文明的血液——这只是迟早的事。而因天然气而产生的博弈在近十年并不乏见。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美俄在乌克兰的博弈——其背后天然气是主战场。之所以如此，主因是天然气严重依赖输送管线等基础设施，地缘条件和政治气氛对天然气供需关系的影响远大于石油等其他能源。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之后，俄乌之间关系恶化，两国就时不时掀起“天然气大战”。美俄各有牌可打。在这场大博弈中，美俄双方实力都很雄厚。俄罗斯是公认的世界能源大国，能源综合储量目前居全球之首，拥有1/3的全球天然气储量和1/8的石油储量。能源也是俄罗斯财政收入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来源。随着页岩气革命改写全球能源版图，美国作为“能源超级大国”的地位也日益凸显，美国的发力，迫使俄罗斯在尽量保住欧洲市场的同时，加大国际合作，扩大欧洲之外的市场，近日，俄罗斯就宣布扩大对中国、日本、印度的能源出口。这其中天然气是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而言，生态、环境的压力以及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使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快速增加。中国除了在常规天然气发力，在非常规天然气——页岩气方面也加大了力度。9月30日国家能源局印发了《页岩气发展规划(2016-2020 年)》，该规划确定了发展目标：到2020年完善成熟3500米以浅海相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突破3500米以深海相页岩气、陆相和海陆过渡相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在政策支持到位和市场开拓顺利情况下，力争实现页岩气产量300亿立方米；到2030年我国页岩气产业加快发展，海相、陆相及海陆过渡相页岩气开发均获得突破，新发现一批大型页岩气田，并实现规模有效开发，实现页岩气产量800～1000亿立方米。资料显示，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 5441亿立方米，2015年全国页岩气产量45亿立方米。可见政府对页岩气发展非常重视。

    实际上，页岩气成为中美能源战略竞争与合作新领域。8月下旬，美国能源署公布最新预测：2040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页岩气生产国，占中国天然气产出总量的40%。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以外的第一个开发和使用页岩气资源的国家。《今日美国报》发表评论说，从现在到2040年或许是较长的时间，但对中国的能源战略却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国的页岩气资源世界第一，比美国多1.7倍，一旦技术成熟、开发成功，将会大大降低对外部能源的依赖，中国会更自如地在国际舞台长袖善舞。中国在进入页岩气这一新领域时，遭遇到世界石油天然气价格大跌的不利时间段，然而中国传统油田气田大都枯竭，中国的能源需求在增加，比美国的需求量高30%，加之政府减少煤炭使用的决心，使得中国在页岩气技术上没有像美国一样受到油价气价下跌而却步，反而加快开采技术研究。中国在页岩气技术上的进步令人惊叹，短短几年就有出人意料的成果。其原因何在？中石油与美国石油公司的合资合作，或许是中国页岩气开采技术快步行走的秘密所在，但中国自我研发创新的能力也不能低估。

一位学者撰文说，美国人相信：中国在现代历史上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这个国家只要有足够决心攻关，再难的事中国人都能完成，上天入地，在中国都一一实现了。美国也一样，发现新路后就会勇往直前，页岩气开采技术上开天辟地就是样板，走出全新的能源道路，从依赖进口逐渐过渡到自给自足。当中国和美国在页岩气技术上展开激烈竞争时，两个大国都将获得发展的自由，但同时也将影响世界格局的变化，影响地缘战略的变迁。很明显，天然气领域的博弈与竞争不止于中美之间，它是多边的国际性博弈与竞争。

    核能、可再生能源执掌未来

    尽管核电站发生了一些令人惊骇的事故，尽管以德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宣布将彻底放弃核电，但在低碳语境下核能在安全性提高的情况下，其高效性、清洁性仍颇受世人人青睐。据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预计，未来10年，除中国外，全球约有60～70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建设。世界核能协会（WNA）统计数据显示，到2030年，全球新增核电投资将达到1.2万亿美元。

    面对此等规模的大蛋糕，国际核电市场竞争激烈，除出口势头最猛的俄罗斯外，日本、韩国在争夺核电市场份额上也是不遗余力。此外，凭借多年来在全球核工业领域奠定的主导地位，美法等老牌核电国家通过其国内和出口举措，对全球核电发展以及新兴国家核电技术选型产生了极大影响。面对如此激烈的国际竞争局势，我国核电如何作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5年12月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加快建设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是稳定经济增长、优化能源结构、改善民生的绿色发展重要举措，对促进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和有效投资需求，推动提升中国装备品质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今年以来，中国尚未开工建设任何一台核电机组。按照中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国内平均每年至少需要开工建设6台百万级千瓦的核电机组，方能完成目标计划。可以预见，我国核电既要满足内需，又要面对激烈的竞争扩大走出去的战果。

    相比国际上核能大热，可再生能源领域近年可谓遇冷。10月10日，彭博新能源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球新能源投资额42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滑43%，创下3年来新低。实际上，早在今年上半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就已经遭遇滑坡，亚太地区同比减少47%、中东及非洲同比减少46%。除欧洲和巴西外，各国可再生能源投资都或多或少地缩水。之前如火如荼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为何突然遭遇市场“寒冬”？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教授冯连勇认为，放眼全球能源市场，这轮可再生能源投资骤降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长期国际油价低迷的传导效应。在国际能源市场的有限份额下，传统能源与新能源此消彼长。曾经的高油价时代，越来越多的资源涌入可替代能源开发技术及研究，带动了可再生能源行业蓬勃发展。如今油价低位徘徊，传统能源便利性、价格优势逐渐回归，这必然会“浇缓”可再生能源发展态势。只不过由于传导效应，这种影响到今年才凸显。

    受低油价的影响，化石燃料资产暴跌，可再生能源利润率上升，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呈现出“一降一升”的发展态势。IEA统计显示，2015年全球1.83万亿的能源投资总额中，油气投资占比46%，与2014年相比缩水1/4。可再生市场继续稳步上升，投资总额占比17%，同比增加1%。如今，可再生能源投资遭遇暴跌，是否意味着全球能源结构又将经历新一轮调整？在冯连勇看来，当前不过是可再生能源市场洗牌、优胜劣汰的缓冲期。能源结构转型是漫长调整过程，新能源与传统能源交叉利用格局会维持较长一段时间，如今可再生能源市场已经从过热发展期过渡到整合期。以我国为例，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我国风力发电年均增长34.6%，连续4年居世界第一，仅用5年半的时间就走过了欧美国家15年的风电发展历程。与此同时，盲目扩张、井喷式增长也给可再生能源技术、市场、管理、体制等各方面带来了巨大挑战。如此看来，可再生能源市场换挡调速发展或许更有利于其长远稳健发展。

    《巴黎协定》极有可能推动新一轮可再生能源投资热潮。“原则上不再核准新建传统燃油汽车生产企业。”在10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表示，未来传统燃油车的产销逐步进入瓶颈期，新增需求主要被新能源车增量获取。无独有偶，德国联邦参议院第二天（10月9日）也通过了一项决议，表示将自2030年起在全欧盟境内全面停止使用以汽油和柴油为燃料的汽车。众所周知，汽车行业的石油消耗在石油总消耗中占比颇高。这些政策的出台无疑对传统能源行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而，从长远来看，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语境大背景下，随着新能源政策不断完善及技术不断进步，油气资源的霸主地位将会受到更多挑战，资本将不断从化石能源领域流向可再生能源领域，可再生能源投资复苏等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要内外兼修

    面对激烈的国际能源博弈，中国要内外兼修，对内要坚决推进能源革命，实现能源结构早日转型。7月上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勇在《世界能源蓝皮书：世界能源发展报告（2016）》发布会上说：“自2014年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以来，2015年国际油价继续振荡下行，油气价格持续低迷，影响了全球经济复苏，包括以美国页岩气产业为代表的技术与金融等相关领域。虽然面临低油价的不断冲击，但全球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基本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全球能源市场动荡的格局下，2015年中国能源市场有喜有忧，一方面，新能源利用发展较快，电力和天然气等领域的改革已经启动；另一方面，能源行业也暴露出一些隐忧。黄晓勇认为，国际油气价格下跌，我国主要油气企业利润下降，国内煤炭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价格持续低迷，行业亏损面超过80%，电力投资过热导致的电力过剩的局面也开始出现。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连续三年大幅度增长，而发电设备平均利用的小时数却逐年下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15年全国出现的弃风、弃光、弃水现象日益明显。国际能源格局风云变幻，波诡云集。面对这样的国际局势，我国能源行业对内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加快能源革命的进程。黄晓勇认为，应从如下方面着手。首先，积极稳妥地化解煤炭、发电等行业的过剩产能，优化产业布局，进一步提升电网的调峰能力，化解弃风、弃光、弃水等现象。其次，要以创新为引领，增强能源革命的驱动力，加快第三代核电等成熟技术的产业化，增强传统装备核心竞争力。再次，要以扩大有效需求为抓手，提供更加清洁、便捷、智能化的能源服务，大力推进用能方式的变革，鼓励发展新型能源消费业态。最后，要大力推进能源领域国际合作，利用当前国际油气供给过剩、地缘政治格局调整以及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大力推动我国与油气出口国的合作，进一步促进我国与俄罗斯、中亚等国的油气开发、贸易合作以及管道建设等。

    正如黄晓勇所说，对外，我国则必须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在经济全球化走向纵深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独立解决本国的能源安全问题。能源安全形势的日益严峻、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挑战以及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倒逼中国大力推动能源国际合作，实现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能源领域与国际合作，中国从1993年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已在全球33个国家执行了100多个国际油气合作项目，建成中亚、中东、非洲、美洲和亚太5大国际油气合作区。近年来，中国能源企业也在加快海外发展步伐，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支撑企业发展。传统的油气、电力企业开展国际合作项目大举进行海外并购；核电成为国家新名片，高调“走出去”；新兴的新能源企业后来居上，加大在海外投资布局等等。

    在国际能源合作领域，中国虽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短板。如今，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石油严重依赖中东，天然气越来越依赖俄罗斯、中亚和东南亚等。但目前，我国尚未与这些地区形成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且游离于多边国际能源组织之外，这种局面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为此，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地区和全球多边能源治理，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同时，以此作为参与全球和区域事务的新突破口。这一方面要求中国提升在国际能源署、国际能源论坛及国际能源宪章等多边机构的参与度；另一方面应与发达国家继续深化能源技术、人员交流和能源金融等方面的合作——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上已经开始发力，例如利用G20平台深度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但这还不够。同时，中国能源企业“走出去”的模式也亟待升级。从进行能源贸易、与产能国合作开发当地资源，到发展深加工业务，中国企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对资源、技术的掌控不足，导致中国在国际能源市场缺少定价权。此外，中国能源企业的海外并购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这些企业应该打好资源、技术、通道、市场、储运的“组合拳”，多角度制定战略，拓展合作领域，从规模化向纵深化发展，深耕海外市场，打造一体化产业链，真正在海外站稳脚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韩文科认为，中国的能源需求依旧处于一个逐步增长的态势，这个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长期存在，所以国际的能源合作是相当有必要的。韩文科表示，世界能源发展目前处于新的转折点。从全球看，世界的能源消费已进入一个低增长期，能源转型势在必行，中国要与其它国家共同推动能源向绿色、低碳转型。此外，世界能源供应更加多元化，石油煤炭等能源都处于供过于求的阶段，也正是由于能源供过于求，能源地区的政治格局博弈在加剧。无论是欠发达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希望将本身具有的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导致传统的能源产地和新兴的能源产地掀起了新一轮的竞争。

    如今仍处于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世界能源供应体系之中，西方国家因为其庞大的能源储备、应急能力和制定政策的能力，因而在世界能源安全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此外，由于冷战思维和全球化战略混杂主导的国际能源格局，以G20等为平台的全球能源治理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科技革命的影响、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冲击，也使现在能源领域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此环境下，韩文科认为，我国深化国际能源合作的主要目标应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实施全球化的能源战略；第二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第三增强国际话语权；第四推动“一带一路”的能源合作；第五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